亲亲相隐
“亲亲相隐”是在人伦纲常和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允许近亲属之间相互隐匿对方犯罪的一种思想和原则。
从最初萌芽到发展完善，“亲亲相隐”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使得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德法相依”、“天人合一”、“礼法合治”等精神都得到了彰显。尤其，在法律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不仅缓和了社会的矛盾，而且还维护了皇权的统治。
经过了两千多年的世代传承和演变，尽管存在着许多糟粕之处，但“亲亲相隐”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在文明进步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鲜明印记。
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亲亲相隐”的形成和发展历程，简单探讨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一、最初萌芽阶段
目前，关于“亲亲相隐”的萌芽和起源尚无明确定论，但通常都认为源自于周襄王时期（？——前619年）。据《国语·周语》记载，在周襄王二十年，卫大夫元亘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言及:
夫君臣无狱。今元亘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这段记载，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亲亲相隐的相关思想和原则，但已经蕴含了朴素的萌芽，初步将人伦道德和国家法治进行了结合。不过，当时社会普遍强调宗法礼制，此时的“亲亲”之意比较单一，完全属于礼的范畴。
孔子
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亲亲相隐”这一观点主张的，就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据《论语·子路》记载:
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认为，父子之间有着最亲的血缘关系，这原本就是一种天性的使然。因此，他们之间相互为对方隐瞒是符合人伦的，也是可以理解，甚至理所应当的。
从此，“亲亲相隐”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推崇和倡导。
作为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对于孔子的观点和学说都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包括“亲亲相隐”的理论在内。据《孟子·尽心上》记载:
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经过孔子和孟子等儒学大圣的不断发展，“亲亲相隐”越来越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完成了最初的萌芽阶段。
但是，由于东周是奴隶社会的消亡期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期，在那段礼崩乐坏和“大破大立”的动荡时期，“亲亲相隐”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逐渐遭到了法家、兵家等旗帜鲜明的反对。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秦国变法中明确提及: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商鞅变法
基本上，在先秦时期，“亲亲相隐”还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和学说而存在，并没有成为一项法律制度，更没有对政治产生太大的影响，对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二、初步确立阶段
随着秦朝完成了国家的大一统，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也日渐的完善。据秦简《法律答问》记载: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
秦始皇
虽然秦朝并没有真正形成系统的亲亲相隐制度，但毕竟是“亲亲相隐”在法律层面的第一次大胆尝试和明确体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汉立国后，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特别是汉武帝时期，随着“文景之治”的完成，他终于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豪横底气，完全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绝对地位。
而且，汉朝历来标榜“以孝治国”，特别强调一种封建的孝道，将君与父、忠与孝、国与家看得极其重要。
受此影响，被秦朝奉为主导思想的法家逐渐没落，那种“提倡告奸”、“反对相隐”、“连坐惩处”等主张遭到了汉朝的排斥。这样，“亲亲相隐”开始上升为社会的主导思想，越来越深入到了思想文化和政治法律领域。据《汉书》记载:
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汉武帝
以此为标志，“亲亲相隐”在政治法律和国家层面都得到了确立。而《汉律》的这些规定，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曲折反复阶段
两汉之后，中国的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合久必分”的分裂局面。期间，没有一个政权能够长期稳定存续，而且通常还是多个政权并立的状态，甚至有多支少数民族也纷纷趁乱内迁。
“亲亲相隐”虽然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也在曲折反复中逐步发展。但是，这种发展过程却极其艰难，有时会严重背离孔孟时期的初衷，甚至还出现了反复和倒退。据《三国志·魏志》记载:
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
西晋建国
司马氏建立西晋以后，出现了短暂的平稳期。不过，随着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先后爆发，短暂的平稳很快被打破了，匈奴、鲜卑、羯、氐和羌等少数民族纷纷粉墨登场中原并且建立政权。
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的同时，带来了他们各自的文化和习俗。自然，也逐渐冲淡了儒家原有的正统主导地位，冲淡了“亲亲相隐”的社会影响力。
比如，《晋律》规定“准五服以制罪”，明确以血缘的远近和地位的尊卑来定罪量刑。不过，随着西晋由全国政权变成了区域政权，西晋变东晋后，尽管依然保留了《晋律》，但其中的“亲亲相隐”却越来越淡薄。
东晋元帝时，卫展就曾上疏，认为当时遍及存在的“考子证父死刑”和“鞭父问子所在”都是对于儒家思想的违背，都是对于“亲亲相隐”的违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遂引起了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视与关注。
南北朝时期
受此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风雨飘摇，但儒家思想尤其是“亲亲相隐”原则还是与政治法律进一步的完成了结合。比如，南陈时的“官当制度”和北齐时的“重罪十条”，就都是一些很好的证明。
四、成熟完善阶段
隋朝建立后，国家终于实现了大一统，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亲亲相隐”也进入到一个成熟和完善的阶段。
唐太宗李世民
到了唐朝时期，国家的各项法律和制度也更加完备，而对于“亲亲相隐”的规定也进一步完善，以此来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据《唐律疏议名例》记载: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裨为主隐，皆勿论。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以此得知，唐朝扩大了“亲亲相隐”的规模和适用范围，但凡居住在一起的亲属们，不论血缘亲疏均可为对方相隐。甚至于，就连不同居住的大功以上亲属们亦可引用此律相隐。
在《唐律》中，不仅完善了“亲亲相隐”制度，而且比之前的历朝历代都更具有可行性，除了总纲性的规定外，还在后面的篇目中具体详加说明，便于社会实践中进行应用。
不过，“亲亲相隐”在封建社会的任何时期，都还存在着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不能危及皇权，不能威胁君主统治。以“家国同构”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当“忠”与“孝”发生冲突时，必然是“孝”为“忠”进行让步。
唐朝以后，“亲亲相隐”虽然日益成熟和完善。但是，却逐渐有了变异的趋势，淡化了亲情，将“亲亲”的本意由亲属间的互爱转变成了“尊亲孝道”和“忠君爱国”，使得“亲亲相隐”由一种权利逐渐转变成了一种义务。
五、日益淡化阶段
唐朝灭亡后，之后的各个朝代都继续尊崇“亲亲相隐”，继续以《唐律》为基础而进行着逐渐的增删修补。
其中，尤以北宋对于唐朝的政治和文化继承最为忠实，还进行了长足的改进。难怪，现代著名的国学家陈寅恪在《宋史职官志考正》中这样评价到: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宋刑统》中，对于唐朝的“亲亲相隐”几乎进行了全须全尾的延续。据朱熹在《四书集注》记载:
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
可见，在当时很有社会影响力的理学家朱熹，对于孔孟的“亲亲相隐”思想是推崇备至的。
两宋灭亡后，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朝政权，也继续保留了这一制度。在《大元通制》中，首次确立了“干名犯义”的罪名，即:
诸子证其父，奴评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站者，并禁止之。
明太祖朱元璋剧照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大张旗鼓地颁布了《大明律》，其中规定“存留养亲”制度:
同居亲属有罪得相互容隐，奴裨不得告主。
不过，随着封建专制的不断加强，“亲亲相隐”越来越丧失了早先的初衷，成为封建统治赤裸裸的工具和手段。
到了清朝末年时，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加之受到了西方法律思想的影响，“亲亲相隐”越来越被朝廷所淡化。
六、正式废除阶段
在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被认为是封建思想的残余和毒瘤，为了迅速恢复国家稳定和社会治安，遭到了否定并最终被正式废除。
大义灭亲
随着“亲亲相隐”的废止，“大义灭亲”成为了新的社会主流。据《左传·隐公四年》记载:
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以上，就是“大义灭亲”的出处和来源。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大义灭亲”进行了这样的解释:
为了维护正义，对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亲人不徇私情，使其受到国法制裁。
可见，“大义灭亲”和“亲亲相隐”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和观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亲亲相隐”在现如今又逐渐被人所提及。而且，它在维护家庭的和睦和社会的和谐等方面，积极有益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两难抉择
站在人性的立场来看，社会应该尽量避免让无辜的罪犯家属站上“大义灭亲”的尴尬地位，避免让他们在“亲”与“法”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
七、反思和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亲亲相隐”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尤其是在法治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
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第三次修正案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情与法
可见，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免除了被告人的近亲属必须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并非绝对不允许其近亲属作证，而是出于对人权的尊重，允许其个人自主作出决定，不受强迫。
显然，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既有利于打击犯罪行为，又有利于兼顾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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