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欧美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观察中国时，更注重的是古代中国，而对现实中国表现得兴趣寥寥。进入新世纪前后，赞誉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声音有所增多。但近年来，这两种观察角度又随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强大而都成为旧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民主/专制”概念范畴内将现实中国异已化为美西方的对立面。

这种以国家制度差别为话语、以敌我区分为核心特征的政治意识形态，曾是冷战期间的典型政治语言，它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构设了一种国家和政治发展方向与标准的唯一性，既认为只有符合某一种标准、某一类价值的国家和政治发展，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潮流”。作为一种曾服务于美苏竞争的政治语言，它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也转化成一种学术话语，即以“现代化”“政治制度”“民主转型”为主要指标和核心概念的政治学理论范式，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或者说主要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

以“妖魔化”他者为目的的观察方式，不过是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在当代的翻版。美国汉学家包华石（MartinPowers）指出，自启蒙运动以来，大不列颠帝国的崛起促进了本土的稳固与其他地区的妖魔化。对于“现代性”的诞生，西欧国家普遍觉得人人有份，但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却认为，“现代性”的那些特征早在11世纪就曾在英格兰发生，并在16、17世纪后逐渐达到成熟状态，其他欧洲国家的“现代转换”不过是后来学习英国经验的结果。对其他国家在发展水平和道德形象上进行矮化，近代以来曾流行于欧洲内部，其后又随欧洲对外殖民扩散至更大范围。

这种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偏见，在当下围绕中国的话语构造中又有不少新的表现。比如，“中国沾了全球化的光”就是近年来不断被西方使用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良好发展被描述成是中国“利用”了美国，似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是美国主动向中国学雷锋做好事，美国自身为了拉拢中国对抗苏联的动机、中国民众所付出的努力、美国得以向中国收取“铸币权”而形成的低成本生活红利，统统被放在一边。不仅如此，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多数国家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取得像中国那样大的成就？显然，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主要是中国自身努力的结果，外因当然也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但它不是决定性的。

对其他国家在发展水平和道德形象上进行矮化并由此建立起来的“文明/野蛮”话语，曾为欧洲对世界各地推行殖民、美国在建国前后对印第安人大规模实施屠杀建立了正当性，但这些在今天已被普遍认为是罪恶。这种话术如今被粗暴施加于中国，不过是以往曾经有过的野蛮，再次以“文明”的名义横行于世。正如包华石所言，冷战期间，美国官员将“心理战”定义为“国家有计划地利用宣传和非战争活动来沟通思想、交流情况，以此影响国外群体的观点、态度、情感和行为，进而有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不少美国知识分子都曾参与其中，其中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意识到曾经也做过马前卒。

将中国妖魔化，背后还暗含一个逻辑，就是只有美西方所走的道路才是正确道路。这同样是一种欧洲式自以为足的当代版。启蒙运动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就提出一种观念，认为一切民族不论种族起源和所处地理环境如何，都将经历同一历史发展道路，即某一民族的历史是另一个达到更高阶段的民族历史的重复。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也表达过类似观念。这种近代以来滥觞于欧美世界的一元论历史叙事是荒谬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在思考未来时对人类想象力的禁锢。直至七十年前，西方国家仍是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和全球混乱的关键成因，谁能保证战后以来短短七十年间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制度，就能保障人类的持久和平与持续发展？当代西方国家表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动荡混乱，所展现的正是其制度建设中的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其他国家一起按其设定的模式和步骤去走，那么西方之败也将是全世界之败，这实际是拉其他国家为它们的衰败垫背。

人类文明演进永远不会有完结，因此永远需要对未来开放。而开放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要有不同的制度尝试。当代中国在吸收西方文明长处的同时，又做了一些独特创新，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仅不应受到打压，而且应当共同总结经验。（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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